肿瘤防治

至此，圣人之道彻底大众化了，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比如只要他能把孝当成对良知的一种发挥并付诸实践，这就能够成为此人为圣的证据。

渔樵就是文明的两个最早作者，他们的创作奠定了文明的最基本条件，也就是人类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和能源的手段。人们寄情于山水，表层意识是脱俗，而在深层意识里却是对超越性的理解。

老子最为重视水的方法论，所谓上善若水，其意与孔子相通。朱熹解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在社会中难寻超越性，于是，人们在大地上寻找超越的场所，寻找在社会之外的场所。既然渔樵不是历史学家，那么对历史恐怕没有知识论的兴趣而无意于真相，对于渔樵来说，如果能够知道历史真相固然很好，但历史真相却不是历史思想里的要紧问题，因为构成历史的历史性要素在任何故事中都已经齐备，就是说，兴衰成败，功名富贵，得失荣辱，是非正邪，强弱尊卑，形势时机，演化变迁，循环轮转，这些历史性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在未必为真的历史故事中同样具备，因此故事与历史真相在历史性上是同构的，尽管面目大为不同。山水成为了无穷性与永久性的具象隐喻，这是形而上之道的形而下化，同时又是情感的形而上化。

这一点无论对于生活还是思想都是要命的。可是，为什么一定需要超越性？超越性究竟有何意义？或者说，如果缺乏超越性，生活会缺少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是个问题。[7] 参见王尔敏：《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401－432。

汉代大儒董仲舒虽然也偶尔论及道德教化，但更多地是谈"天"和人事的感应问题，以及如何与"天"进行沟通的问题。"（[21]）这已明确说明，"汉化"渐剧的情形发生于唐代以后，尽管岭南境内也存在地域差异，粤东不能完全代表岭南全境，但汉化的状态和程度与之相当应是不错的。另一种办法就是全部统治疆域至少应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优势是大致能够作到"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朱熹沿袭了程颐缩小祭礼高低等级的思路，所谓"家自为俗"的后果就是，朱熹所设计的室内祠堂开始允许奉祀自高祖以下的四代神主，而不只限于父母，这样就把"小宗"之祭推向了民间社会。

"高宗的反应是"上极喜，握其手曰'卿问得极好'。[79] 《伊川先生年谱》《朱子全书》（25），页4564。

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举了汉武帝平南越的故事为例。尽管后来会出现反复和波动，但处理政事应以道德考虑为先的基本思维定势和治理格局却由此被固定了下来。[114]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页227－241。这股潮流最初是通过分散的地域形成基本布局的，并经过"讲学"的形式流动起来，形成沟通网络，再逐步波及到上层社会。

"（[67]） 要把"儒学之用"突出到如此高的地位，成为帝王推行治理之术的前提，那么"士"的角色就必然和"吏"的现实利益发生冲突。"（[94]）朱熹还特举出《孝经》的一部分涵义是指"庶人之孝"，并想奉劝民间人士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维，常切遵守，"并嘱咐说以此替代念佛号佛经的那些无益身心枉费精力的活动。君师分离则为道隐而在下，即为乱世。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

宋代以后，行政治理已经无法纯粹采取以刑法律令为轨则的运行风格，而必须考虑道德教化在其中的位置和辅助作用，这个过程的出现或可称之为"行政的道德化"。然又有三庙、二庙、一庙、祭寝之差。

朱熹对乡村社会的道德改造设计是分为几个层次加以进行的。断言"以防奸尻，而得之者十三。

北宋儒学的"地域化"特征在《宋元学案》等著作的分类模式中呈现的非常明显。"（[71]） 焦竑任东宫侍讲官时，有鸟飞鸣而过，皇太子忍不住注视鸟的去向，焦竑马上辍讲，史载："皇太子改容复听，然后开讲。我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儒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发生了纠葛不清的复杂关系，"儒家"相对于"政治"的基本态势不是根本超越而是若即若离，而且儒学价值的实现恰恰是通过政治运行的过程才得以完成的。如哲宗继位，即有范祖禹、二程等人的进讲，均提到了"正君心"的重要性。"儒生"与"文吏"的交替互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12]）内藤湖南更是建立了独特的"唐宋时代观"，主张唐代仍是贵族时代和贵族政治，注重郡望，到宋朝则替代以君主独裁制度。

（[123]）晚清民间政治组织的变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除二程、张载等北学不断渗透入宫廷之外，活跃于江浙一带的"陆学"甚至诱使君王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了慎独的功夫。

宋代以后的"儒学之用"表现在科举考试中大量采纳了朱子学的观点，这是历史的常识，也被视为是思想一统的标志。钱穆先生在讨论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的时候，曾经简略地谈到过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有一个经过"宗教政治化"，再到"政治伦理化"的趋势。

"（[55]）甚至士人因过度受到尊敬以致于矜持到拒绝对话帝王的故事也比比皆是。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絃诵之声，洋洋然也。

在他看来，如果以个人性格作比喻，"北宋"和"南宋"就象气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史载每当赴讲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讲书于案上，朝服再拜，斋于燕室。故宋代具有所谓"内向化"道德气质的一个前提，首先在于儒生教化帝王心理步骤的成功实施。其结论是"广东文化"最终演变成了知识精英实施"国家认同"的文化资源。

高宗先引出一句对杨时的评价，认为他的著作《三经义辩》很符合规范。同时也不应忽略"地域化儒学"如何被重新收编进上层后，渐渐化身成为各朝帝王新的整体统治和治理资源。

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县级长官如令、长等的俸禄均为千石，以下在啬丞、尉等级依次递减，一直到亭长一级。

故许蘅仕元自认为是变相维系纲常之遗脉的一种方式，并不算是失了"天下"，这完全是宋人的思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

如朱弁就曾说："金人以黩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岂务章通句解，以资口舌之辩哉？"又说他在经筵进讲时，必反覆开陈其说，归于人君可用而后止。"（[79]）但朝中也有人议论说："颐在经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即行政单位面积越扩大，人口数量越增多，势必也会使基层的吏员数目随之增加，统治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到最后很可能因不堪重负而走向崩溃。

儒生必须依靠大量制造伪经即谶纬之书，为刘氏当权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以便取悦于皇帝。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和社会层面之上的悬空的儒学价值。

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但是在基层社会中最终起着替代诉讼法律作用的还是"礼"的形成与真正的实施。

如以陶瓦为业的韩贞，只是粗识文字，"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与之相配合的科举制度亦通过吸纳教育程度有差异的精英较为合理地构建了"士大夫"上下移动的流通渠道。